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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观察】“小粉红”还是“躺平一代”？中国当代青年呈现多色光谱******

　　中新社北京9月29日电题：“小粉红”还是“躺平一代”？中国当代青年呈现多色光谱

　　中新社记者董婧佳

　　“进体制”还是“灵活就业”？这或许是不少当代中国青年面临的一个问题。

　　过去一年多，叶正新裸辞就读商学院、做自媒体、开直播、搞社群，“旅居”了几个城市，他说“这样冒险不是因为前途必然光明，而是不想留在老路上坐吃山空”。

　　“我们这代年轻人更注重‘精神待遇’——工作的意义感、成就感、是否开心。”今年32岁的叶正新说，洒脱自在、敢于挑战，这是当代青年“更加豁达的人生观”。

　　留美博士、纽约州立大学金融系助理教授李潇自称“大粉红”，他常跟美国学生和朋友强调“台湾不是一个国家”，“美国人不应活在西方媒体的信息茧房中”。

　　“留学在外不影响爱国，将来肯定要回国发展的。”李潇说。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中国学生走出国门，也有越来越多留学生归国就业。2021年，回国创新创业留学人员突破100万，成为中国科创事业的重要力量。

　　在国内，一边是“考公”“考编”大军不断扩充，“局里局气”甚至成为许多年轻人讨论的“新时尚”；一边是视频UP主、电商博主、菜品体验官、宠物殡葬师、整理收纳师等新兴职业受热捧，招聘平台调查显示，76%的“00后”愿意或正在从事新兴职业，88.1%的“00后”愿意尝试或正在灵活就业。

资料图：2020年11月8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不少展商请来网红主播在消费品展区“直播带货”。中新社记者汤彦俊摄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热逐年升温，相关综艺、文创、歌舞剧作、博物馆等屡成“爆款”，嘻哈、滑板、鬼畜、赛博朋克、Cosplay等数百种在中国流行的亚文化也成为“新青年”追逐时尚、标榜个性的“世外桃源”。《中国二次元内容行业白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泛二次元用户规模就已高达4.6亿人。无数青年人通过进入志同道合的圈层而获得情感寄托与身份归属。

　　“不同亚文化背后是青年人共享的价值观，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他们在一起闲聊、娱乐，倾诉心中秘密，与陌生人建立起紧密联系。”对外经贸大学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廉思称，青年亚文化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但同时也是对现实困扰和苦恼的暂时抛却，对压力与焦虑的释放。

资料图：2022年3月3日，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全国第二轮巡演在海口拉开序幕，演出受到观众热捧。以中国古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为蓝本创作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2021年8月开始全国首轮巡演，演出50多场，好评如潮。2022年央视春晚亮相后，该剧更引起海内外热议。中新社记者骆云飞摄

　　当代中国青年的多元发展展示出自主自信，也在社会转型阵痛中直面挑战与考验。在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和激烈人才竞争环境下，青年人自然会感受到压力，出现迷茫和困惑，甚至丧失方向感。

　　颇受年轻人欢迎的中国视频平台哔哩哔哩近年每临五四青年节都会推出一则短片，从表达自我、拥抱世界的《后浪》，到满怀希冀、勇敢说不的《我不想做这样的人》。2022年的短片，则是要回答“如果人生遇到艰难时刻，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对此，诺奖得主莫言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勉励青年朋友“不被大风吹倒”。

资料图：2021年7月24日，广西南宁，一名动漫角色扮演者进行展示。中新社记者俞靖摄

　　虽然“佛系”“躺平”等网络热词不断涌现，但社会普遍认为，这更多是青年人在社交平台上缓释压力的自我调侃和情绪表达，奋斗依然是当代中国青年的主流人生观。

　　个体发展难免困惑焦虑，但当涉及国家前途命运时，这代年轻人总是信念坚定、朝气蓬勃。他们抵制“台独”，组织“爱国护港”行动，“杯葛”辱华明星及品牌等。中国留学生高梅(化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称，西方国家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未免手伸得太长，“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就是应该更爱国”。

资料图：2019年12月7日，数千名香港市民在香港岛港湾道花园参与爱国护港撑警活动。中新社记者李志华摄

　　“全球化”熏陶下的中国青年却“越来越粉红”了？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这一代青年世界观的重要组成。中国崛起带来的自信与骄傲，同外界误解甚至抹黑引发的愤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兴一代”在“平视”世界的同时，亦渴望被世界“平视”的强烈诉求。

　　“无论‘小粉红’还是亚文化，都是青年成长过程中必经的自我身份意识认同阶段。国际局势的震荡、国内多元观念的碰撞，现实世界的变化都在促使年轻人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称，“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年轻人干大事的时代，要有信心，但同时也要谦逊，不能眼高手低，也不能遇到困难就逃避，要对目标‘死磕到底’才能成功。”

　　“不设限，就是我们身上的新特质。对于每一份心中所爱，都能够去试一下、拼一把，是这个时代给青年人的礼物。”中国奥运冠军苏翊鸣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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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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